《追寻兴奋》：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奠基之作中文版首次面世

《追寻兴奋》是 20世纪百科全书式大师诺贝特·埃利亚斯与他的学生埃里克·邓宁合著的作品。全书以“体育”和“休闲”为线索，以论述体育与休闲在历史进程中的起源、发展、变化，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化过程，以及人与社会、历史、具体历史事件发展之间的关系。

书中各篇围绕体育运动的兴奋来源、业余时间光谱、足球运动的发展演变、体育运动中的暴力与社会纽带、体育运动与男性气质等角度展开，从社会学角度对体育这一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进行了理论提炼，并将体育运动的发展视为人类文明化过程的一部分，为理解体育运动的诸多细节及其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新见。

关于体育运动的知识

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

文 | 埃利亚斯

来源 | 《追寻兴奋》

正如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中的一些部分是埃里克·邓宁和我合作的成果。这一合作持续了几年，我很享受。现在这次合作的成果第一次结集成一本文集，埃里克·邓宁自己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这本合集的质量。我希望通过解释并详细阐述这本合集的一些中心论题来帮助它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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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体育社会学尚处在它的婴儿期。我清楚地记得埃里克·邓宁与我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是否会被权威机构认为是社会科学中得体的研究话题，特别是对一篇硕士论文选题而言。我认为我们在使其得体方面帮了一点忙。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对体育运动进行社会学探究的任务是揭示体育运动此前未知的方面，或者即便已知但只是模糊了解的方面。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给予知识更大的确定性。我们那时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关于体育运动的知识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

体育运动的多数类型都包含一种竞争元素。它们是包含身体力量或技能的非军事类型的竞赛。对竞赛者进行限制的那些规则，旨在将身体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正因如此，在这些体育运动研究的背后，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们休闲时间的一部分用于参与或观看这些关于身体技能及力量的非暴力竞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运动”？当然，在一些体育运动中，总是存在实践暴力的灰色地带。但是多数的体育—竞赛会设计出规则，使得这类暴力实践处于控制之下。也许有人会问：这些社会是什么样的？在这些社会中，数量众多的人，而且几乎是世界范围的人，作为参与者或观众，在没有鲜血横流、竞赛参与者不会严重伤害彼此的情况下，享受着个人之间或团队之间体能竞赛的乐趣，享受着紧张，即这些竞赛所产生的兴奋。

在找到对诸如此类难题的无争议解答之前，还有许多研究要做。但是，必须说明：社会学的发现是我们的任务。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现在处于分裂为一堆好像不相关的专业专门主义的危险之中。我希望仍然可能找到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理解：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包含了一些适度的推进，不仅是在关于体育运动的知识方面，也是就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而言。

人们在这里会遇到的困难，在我看来，好像与社会学家之中关于科学研究目标的不明确，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据我所知，这个目标在所有的科学之中是同一个。简单且粗糙地来说，这个目标就是使人类社会此前未知的某些东西成为已知。这个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知识，使得这些知识更确定或更适用，而且，用更技术一些的术语来说，就是将人类象征符号的储备扩展到此前未覆盖的领域。我之前说过，这个目标就是发现（discovery）。这个简单的实质目标已经被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形式主义讨论弄得非常模糊不清。将重点从对科学研究目标及功能的讨论转移到对其方法的讨论，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权力斗争的表现。自然科学家，连同坚信“类法则”的自然科学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那类科学哲学家一起，已经运用了他们所有的智识力量及社会权力来说服其他人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方法，是科学发现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这种观点的捍卫者照例只拥有非常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他们的研究策略大致是哲学的，或者是以“观念史”传统为导向的。因此，必须清楚且毫不含糊地说明：在社会学的领域之中，有可能采用与自然科学非常不一样的方法来推进知识并做出发现。发现，而不是方法，使研究合法化为科学。

我将试着用我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说明性案例。它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本书所呈现的研究结果之一。我有一项持续了多年的调研，目前已以“文明化的过程”为题出版。用简要的方式来说，这项研究展示了行为（conduct）及情操（sentiment）的社会标准，特别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的圈子里，从16 世纪以来，开始相当大幅度地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变化。对行为及情操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更加分化且包罗万象，但也更平稳、更温和，摒弃了自我惩罚及自我放纵的过度行为。这种变化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所提出的、且被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一个新术语中得以体现，作为举止行为的新改善的一个象征：“举止文明”（civility），后来又衍生出动词“文明化”（to civilize）。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家形成的过程，特别是武士阶级（warrior class）对更严格控制的服从，以及欧洲大陆国家贵族的“宫廷化”（courtization），可能与行为举止及情操的准则的变化有关。

如事实所示，对体育运动发展进行的研究，展示了行为举止及情操的准则在同一个方向上的总体发展。如果对中世纪后期使用球类进行的民间游戏与现代早期的足球及拉格比球进行比较—足球和拉格比球是19 世纪出现的英式足球的两个分支—人们就会注意到，对暴力的敏感程度在不断增加。在拳击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更老式的拳击，作为解决男性之间争端的一种流行形式，不是完全没有标准化的规则，但以腿部作为武器的攻击常用来辅助双拳。尽管不是完全无规则的，但是涉及拳头的无武器打斗的流行标准是相当有弹性的。就像许多其他身体竞赛那样，赤手空拳的格斗沿袭了英格兰体育运动的特征，在那里，体育运动都要首先服从一套更严格的规则，其中包括完全不允许将腿部作为武器。这种敏感的增加也表现在手套的使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手套的填充物，并引入了拳击手的各种级别来确保机会更平等。一套更分化且在某些方面更严格的规则的发展，以及给予参赛者更多的保护以防止随之而来的严重伤害—事实上，只有与这些发展关联在一起，一种流行的打斗形式才具有了“体育运动”的特征。拳击作为体育运动的以上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式拳击被许多其他国家采用并作为标准形式，经常取代了传统的本土拳击形式，比如在法国。以相同的方式，而且大体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带有体育运动特征的其他身体竞赛形式从英格兰输出，并被其他国家采用，其中包括赛马、网球、竞技跑步及其他形式的田径运动。消遣的“体育运动化”（sportization）—我希望用这个表达来简略描述它们在英格兰社会转变为体育运动，而且其中一些几乎输出到全球范围的过程—就是文明化迸发的又一个例子。

不采用发展取向，也因而不采用比较方法，就很难感知并理解“体育运动”的典型特征。直到今天，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这样也就有了发现的空间。我相信，社会学家必须为他们自己去发现哪些研究方法最适宜他们在具体的探究领域中做出发现。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一些我不需要在这里谈及的理由，发展取向对人类社会研究的推进是不可或缺的。带有哲学头脑的社会学家，或者带有“观念史”取向的社会学家，将发现他们很难理解这样一点：我关于发展取向有用的这个信念，是通过研究本身的实践任务而成型的。这不是哲学教条，也不是作为个人偏好的结果而被选择的公理。这是一种理论立场，它存在于研究经历本身，并通过这种经历得以形成。它不能够被不关心经验证据的哲学论证所驳斥。要驳斥它，只能通过充足的证据展示，比如文明化的迸发，及我所指出的人们行为及情操准则的那些长期的方向性变化，并没有发生。

此外，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另一个研究也指向了相同的方向。我曾经被邀请撰写一篇关于时间的文章。由此出发，我开始对时间的社会学探究中的引人入胜的难题感到陶醉。我是就这些难题本身展开探讨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意识到：对计时的研究，尤其是对社会计时的长期发展的研究，这些难题将再一次为社会人格结构的长期变化提供证据，这种变化的方向与我已经概念化为“文明化的过程”的方向相同。尽管回过头来看，好像很明显，赋予时间概念其首要意义的社会要求，并不是简单地以历史描述所特有的杂乱无章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是经历了（尽管有许多起伏）长期的变化，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并且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先后次序。

将时间作为在这个宇宙的社会层面及物理层面进行定位的手段，及将时间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这两个方面变化的方向，补充并证实了我之前所说的关于文明化过程的性质与方向。简要地说，在最多不过两百个猎人或农业耕作者所组成的、相对无分化且自治的社区之中生活所要求的时间规范，与由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组成的大型工业社区的时间规范是不同的。前者需要的只是一些类似点状的间歇时间信号，诸如早上太阳升起、夜晚太阳落山，或者新月的可见性的出现。而后者的成员为了他们的定位以及对他们行为的管制，则需要按分钟区分的计时装置。如果他们晚了两秒钟，他们就会错过公共汽车！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所过的生活来说，附近街角的公共报时装置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在手腕戴上了个人手表。他们的生活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计时装置，这会规范他们在白天及夜晚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一个规范得很好的人听听附近教堂钟塔时钟每个小时的报时声就足够了的时光，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简要地提到了三种类型的证据，以表明行为举止及感受的社会标准类型与方向的长期变化，在这里概念化为文明化的过程。我希望，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所属的广泛的情境，这些文章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正是如此，例如，关于体育运动的生成的那篇文章，或者关于民间足球的那篇，都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特征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而这些文章对人们社会惯习之中的那些变化的知识，对人们彼此所形成的社会的知识也有所贡献。也许我说得太远了，我认为：这两篇文章，还有本书结集的另一些文章，能够促进对“人作为个体”与“人作为社会”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反思，或者以更传统但有些误导的表达，即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

在 20 世纪，人们以高度规范的形式所进行的竞争型的身体运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运动”，已经成了国家之间非暴力、非军事形式的竞争的象征表现形式。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们忘记体育运动首先是也仍然是人类的一种竞争型的努力，人们也尽可能地将可能会严重伤害竞争者的暴力行动排除在外。国家之间体育运动竞争的自我升级的压力，经常引诱参与的运动员通过过度训练或使用类固醇伤害他们自己，这是有当前时代特色的发展。这表明体育运动成就的意义在提升，成为民族国家地位的象征。但在这里我们不必担心，除非它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征兆——在这个趋势中，钟摆的摆动并不保持温和，有时候会达到极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伤害他人而在体育运动中进行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已经将自我控制推到了对自己有害的程度。

在这个情境下，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进行讨论：为什么游戏—比赛的文明化，以及通过需要大量个人自我控制的社会规则来限制针对他人的暴力，会首先在英格兰发展起来？其他国家相对快速地接受了英式的体育运动，这好像表明：其他国家也同样需要受到更严格管制、更不暴力，但又是令人愉快的、需要大量升华了的技能的竞争型的体力运用。这一需求很显然得到了满足。其他社会相对快速且容易地采用了多种——虽然不是全部——类型的英式体育运动，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英式体育运动还与特殊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仍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对非暴力的身体竞赛的模型首先在英格兰发展起来，而且是带着对这些模型的新颖且独特的明显感受的象征式呈现，通过对一个更古老的“体育运动”（sports）概念的新的、更专门化的运用。对体力运用及技能有要求的、在参与式及观赏型的形式中都表现出了“体育运动”特点的、受到高度管制的竞赛，为什么首先出现在18 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上层即拥有土地的贵族及绅士之中？

因为从这些早期阶段开始，“体育运动”这个术语就从未被仅仅限制于参与式体育运动：它总是包括为了观众的愉悦而进行的比赛，而且首要的体力运用既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人。板球比赛可以安排在两个有土地的绅士的侍从之间进行。但是，年轻的绅士偶尔也会自己参加这类游戏。在那个时期，英格兰的富裕地主，也就是贵族及绅士之类，不再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下层人民的反叛有太大恐惧。圈地运动几乎已经全面摧毁了英格兰自耕农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的基础。大体上说，富裕乡绅的侍从及其他依附者都知道自身的位置。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简单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按照绅士们的需求修改了的民间游戏的习俗规则，在体育运动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本文集之中，可以看到对 18 世纪的英格兰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体育运动性质的一种消遣的简要研究：猎狐。在当时，猎狐被认为是一项体育运动，并且已经很清楚地展示出一些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将被视为体育运动的那类消遣与不具有这些特征的更早期的消遣区分开来。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英式猎狐是一种高度规范的打猎形式，与特定的行为准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喜欢猎狐，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不管喜不喜欢，猎狐都提供了体育运动发展早期阶段的生动图像，也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运动的生成及其特征。这就是本书之中关于猎狐的那篇文章的任务。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脾气，可能并不容易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对这种类型的狩猎进行研究，将猎狐作为与其他群体性体育运动一样的一个社会过程，作为人类形成的处于变动之中的一个型构，就像足球比赛的发展过程。我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取向内在的困难，它要求相当高程度的疏离，而拉开自己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距离，这在社会学研究中仍然不是很常见。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很有效。它打开了被过多的介入所阻碍的远景。以参与者的享受的性质所发生的有特色的转变为例—如果有人对英式猎狐这一有特色的模式与更早的狩猎形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种转变。在更早的形式中，杀戮的愉悦，也许再加上食用被杀戮的动物的愉悦，经常使得狩猎的所有其他方面都黯然失色。就像我已经努力展示的那样，猎狐体现了享受性质的一种变化，这一点过去是—现在也是—许多种类的体育运动的特征。正因如此，如果有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并不仅仅只有自己这方胜利所带来的高潮能够提供兴奋和享受。事实上，如果比赛本身很无趣，即便是胜利的凯歌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失望。如果一方比另一方强很多，一个接一个地进球得分，亦然。在这种情况下，比赛本身太短暂了，而且没有能够恰当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比赛是令人失望的。

猎狐展示了相同的模式。对狐狸的杀戮在某种程度上贬值了，因为狐狸不会作为一道菜出现在餐桌上；尽管狐狸仍然是狩猎的对象，但它们不再被人食用。狩猎的高潮，也就是战胜狐狸，成为唯一真正可享受的，是对狩猎的足够长久的期待阶段的完成。在足球的例子中，如果没有相当大量且激动人心的“前戏”，胜利的高潮就失去了它魅力中的一些东西。尽管相对不显眼，对“前戏”之中令人享受的紧张—兴奋的更多强调，也就是人们试图延长体育运动的模拟战斗之中的胜利的点状愉悦，这是人类的人格结构的深远变化的体现。反过来，这也跟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特定变化有密切关联。